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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寻、歆子棻、涿郡崔发、南阳陈崇皆以材能幸于莽2。
这些人在王莽时期最为炙手可热，也将在后面的故事里频频亮相：其中安阳侯王舜、成都侯王邑分别是前大司马王音、王商的儿子，王莽的堂兄弟，故而被视为腹心，王莽很多决策先与他们商议；甄邯是孔光的女婿，甄丰是甄邯的兄长，甄氏兄弟主要负责“击断”
，也就是“发难”
“挑事儿”
；平晏是前丞相平当之子，五经博士，负责王莽的机要；刘歆是前宗正刘向之子，王莽的旧交，负责文章，制礼作乐；孙建负责军事保卫事务，是王莽最忠实的将领。
其他人，甄丰的儿子甄寻、刘歆的儿子刘棻，以及崔发、陈崇等资历尚浅，主要是对前面的“大佬”
唯命是从，做具体事务。
其中，崔发是儒生，精通符命之学，早年在家乡涿郡收徒讲学，尤其对《诗经》很有研究，他大概是怀着对王莽的崇拜前来投靠，因为擅长解说符命而被王莽笼络。
陈崇大概曾是文法吏，胸怀谋略，性格深刻，下手也狠，被王莽引为爪牙。
这俨然一个王莽的“小朝廷”
，把控着汉廷的实权。
倘若只考虑权力的因素，王莽不让卫氏家族来长安，当然是为了独擅大权。
但在当时儒家改革呼声高涨的情况下，王莽这么做自有一番过硬的道理，那就是“为人后”
之义。
所谓“为人后”
，就是明确一个人在礼仪上是谁的后代，继承的是谁，逢年过节要给谁祭祀。
这在汉朝是了不得的大事，一个人死后倘若没有后人祭祀，那就是孤魂野鬼，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如果一个人绝嗣，他要么在生前就收养或过继个人来当自己的后人，要么死后由家族帮忙给过继一个。
过继的后代在身份上和亲生儿子无异，财产之类尽归己有，但礼仪上与亲生父母就不再有关系了。
所以，箕子来到长安，当了皇帝，也就和中山国没有关系了，他的母亲舅舅一家也就不必来。
王莽把“为人后”
看作最为重要的伦理，并不纯粹因为儒家确实有这份讲究，而是他认为汉哀帝最核心的罪过就是不懂“为人后”
之义。
如果他懂，专心尊奉汉成帝的皇后、皇太后足矣，完全不需要把自己的生母甚至祖母都弄到长安，重设名分，扰乱纲纪。
因此，王莽恨不能把汉哀帝从汉帝的世系里抹去，箕子和汉哀帝是兄弟辈，但王莽指认箕子继承的仍然是汉成帝的皇位而不是汉哀帝，所以，箕子是“汉成帝之后”
，箕子的“外家”
是汉成帝的母族和妻族——当然此时汉成帝已经没有妻族存在了——剩下的母族就是王氏家族。
卫太后和两位兄弟卫宝、卫玄在中山国巴巴等着进长安时，等来的却是另一个人：刘成都。
刘成都是汉宣帝的曾孙，和箕子已经很远了。
他千里迢迢来到中山国只为一件事，当国王。
原来，基于“为人后”
的考虑，箕子一走，又没有兄弟，等于说中山国要“绝嗣”
，箕子的父亲中山孝王也就没了香火，王莽“体贴”
地考虑到这一点，让刘成都过继给中山孝王当儿子，继承中山王位，奉箕子的生母卫氏为中山王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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