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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孙通设计的礼仪，正式派上了用场。
朝见当日，天蒙蒙亮，谒者就领着诸侯百官依次进入前殿大门，门内院子里旗帜猎猎，车骑步兵警卫战甲赫赫，威风凛凛；殿前的台阶上，几百名侍从郎官整齐而恭敬地站着，进来的官员们一下子就被这盛大的阵势所震慑。
礼官们一个接一个传达命令，当听到一声“趋”
，诸侯百官们连忙按照排练的要求，低头小步快走。
功臣、列侯、将军等贵族和内朝官员站在殿前西侧，文官、丞相等外朝官员站在东侧。
站定之后，刘邦的御辇才缓缓出来。
朝见正式开始，诸侯官员们按照尊卑依次奉贺，朝见完毕后奉酒。
整个过程中，行礼不够标准的会被御史直接请下去，那些曾经喝酒后拔剑击柱的功臣们，别说还有机会喝醉了，声都不敢吭。
刘邦满意地说：“我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尊贵啊。”
为了表彰叔孙通，刘邦拜他为太常，赐金五百斤。
叔孙通终于等到了这一刻，顺势请求皇帝一并给他的弟子们赐官。
刘邦任命这些儒生为郎，虽然是低级官员，但毕竟都在汉廷做官了。
叔孙通出来之后，连刘邦赐的五百金也全部分给大家。
这些儒生弟子们得了官还赚了钱，都喜不自禁，说叔孙通实在是当代圣人，“知当世之要务”
12。
“知当世之要务”
，这句话从叔孙通弟子口中说出，当然是赞美。
后来，司马迁评价叔孙通，称他是“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
13，这“儒宗”
二字是赞美还是讽刺呢？再后来，《汉书》在评价叔孙通时，就没有用这个词，而是很平淡地说“立一王之仪，遇其时也”
14。
司马迁绝不是一个“识时务”
的人，对叔孙通应语含讥讽，但仍然承认他是儒家迈入汉朝帝国政治的第一人，“稷嗣君”
就是汉廷对这一定位的确认。
开启汉帝国的刘邦是“流氓”
，开启汉家儒学之路的叔孙通也难免“猥琐”
，这是历史常见的戏码。
对比来看，班固就颇引以为耻，认为叔孙通为汉帝国初定礼仪只是机缘巧合罢了。
事实上，“儒”
最初就是礼官，就是搞祭祀和礼仪的。
是孔子赋予了儒学以政治哲学的品质，孔子是大立法者。
叔孙通完成了儒家在帝国时代转型的第一步，就是先入局，但他无力实践孔子的立法，在刘邦眼里他只是一个“司仪”
，而不是立法者。
历史的吊诡正在于此：叔孙通谄媚、识时务的秉性，竟然剧烈影响了此后汉代儒家的气质。
这决然出乎坚强刚毅、矢志不移的孔子和孟子立法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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