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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方进之死，说明灾异成了惩治大臣而非规诫帝王的利器。
其实，早在翟方进之前已经不乏先例——儒者谷永依附王氏家族，当别人以灾异批评王氏家族时，他却说灾异来自汉成帝无辜的许皇后，致使许皇后被废。
总之，到了元、成之际，灾异已经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经学的公信力颇为降低。
尽管丞相以生命“厌胜”
天象，但几个月后，汉成帝还是晏驾了。
10．今古之争
刘歆，恰恰是翟方进的学生，他自幼跟随父亲刘向修习今文经学，对诸子、术数、诗赋、方技都很有兴趣，又是宗室，少年之时就有了些许名气。
汉成帝召见他，原本要任他为中常侍留在身旁，但被大司马王凤否了，只好让他先去当黄门郎。
巧合的是，大概不到两年，二十四岁的王莽也被拜为黄门郎。
两个人年龄相仿16，一个是刘氏宗室，一个是王氏外戚，他们长达一生的友谊虽然隙末凶终，但此时都还年轻，一起共事当有志同道合之感，他们会谈论天下大事，诸如儒学怎么发展，汉家怎么改制，经学有何种弊端，怎么以儒学来说灾异17，国家有哪些问题，等等，和后世的“有志青年”
应该没有什么两样。
他俩也会去找黄门待诏扬雄聊天，扬雄比他们大十多岁，从蜀郡来到长安，被时任大司马王音召在门下，又推荐在黄门待诏，从此入仕；所谓待诏，就是等待皇帝下诏给个正式的官做，一般情况下，短则数月，长不过几年，都能得到机会。
可惜王音很快去世，扬雄又是一个毫无官瘾、不求上进的人，所以他一直待诏，已近十载18。
好在扬雄志不在此，他口吃，内向，不爱说话，对今文章句之学也没有兴趣，喜好博览群书，有机会就去天禄阁读书。
刘歆也曾跟随父亲在天禄阁校书，彼此就熟悉了。
小兄弟桓谭也加入了。
他是太乐令之子，若以今天比照，是个喜欢“玩音乐”
的“官二代”
，尤其热爱被儒家所诋毁的“淫乐”
。
他对当时主流的今文经学也不感冒，倒是愿意学习古文学。
扬雄和桓谭可能不太会深度参与刘歆和王莽关于“天下往何处去”
之类的论辩，但在对经学的态度上，他们应该意见一致：
那就是关于今文经学和古文学的看法。
所谓今文经学，简单来说，因为儒经最初主要是口口相传，再加上战国的战乱、秦朝的《挟书令》，很多经书的简帛文本没有流传下来。
直到汉朝，学者们才通过记忆默写下这些经书，他们使用的文字就是当时通用的文字，也就是“今文”
，犹如今天人们使用简体字来抄写古代的书。
但是，那些先秦的旧书并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消失，有的被人保护着藏了起来，有的侥幸没有被销毁，例如汉景帝分封在曲阜的儿子鲁恭王在扩建宫殿的时候，偶然从孔子故居的墙壁里发现了一些儒经，都是用先秦的文字所写，于是大家称之为“古文”
，犹如今天人们得到一本古书，上面印着繁体字。
因此，今文学、古文学最初只是文字或文献上的区别。
当然，在人们默写、传播、抄录的过程中，儒经在文字、篇目、字数上会有不同，有些差别甚至还很关键，以至于后来“今文”
和“古文”
的内涵变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学派”
19。
当然，此类问题到了后世才变得重要，在汉朝，刘歆和王莽的时代，真正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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