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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问题来了，今文经学虽然有一套政治哲学，却没有发展出付诸实践的具体办法，没有制礼作乐的“说明书”
。
这个问题早在汉武帝封禅泰山时就已存在。
皇帝都急眼了，儒生们还在吵仪式到底怎么搞，汉武帝一怒之下干脆照着自己的办法上山封禅了。
到了刘歆，这个问题更加急迫。
而古文经学比如《周官》，恰恰有关于儒家理想社会的制度设计，《左传》中也有一些春秋时期的史实，这些制度和史实，比起今文经学的“政治哲学”
显得更实在，不那么“务虚”
。
也正因此，比起今文经学尊孔子为“素王”
，古文学则更看重周公，因为周公制礼作乐。
而孔子呢，是传播周公的“先师”
。
一个把孔子看成是王，一个看成是师，差别不可谓不大。
而一旦认定周公的地位更重要，那就给汉朝的制礼作乐提供了依据。
王莽之所以在后来要当汉朝的周公，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因此，利用古文学来实现儒家理想，就成了一条可以探索的道路。
尤其对“有想法”
的年轻儒生，比如刘歆、桓谭，包括王莽，更有吸引力21。
刘歆陪父亲在天禄阁校书时，偶然发现一套古文书写的《左传》，不禁欣喜若狂。
《左传》原本不算儒经，据说是和孔子同时的左丘明所撰，是一部单独的史书，并非孔子《春秋》的“传”
，所以时人称之为《左氏春秋》。
在此之前，刘歆主要跟父亲学《穀梁传》，已经烂熟于胸。
发现古文《左氏春秋》后，他爱不释手，听说丞相翟方进通《左氏春秋》，就赶忙去拜师学习。
翟方进是通今文经学的，怎么也通《左氏春秋》呢？这要从汉初说起。
张苍、贾谊等从前人那里传习了《左氏春秋》，又一代代直传到一个叫作尹更始的人。
尹更始传给了儿子、翟方进和另一个叫作胡常的人。
胡常有个徒孙叫陈钦，王莽又跟着陈钦学《左氏春秋》。
当然，不能说刘歆是王莽的祖师叔，因为这种传习是你跟着我学，我跟着你学，大家同一时期各自在学。
真正重要的是，由贾谊传下来的《左氏春秋》，几经传抄，应该是用汉代的“今文”
书写的，也就是说，所谓的今文经学、古文学虽然名称源于文字书写，但这两个名称确立后，关键的问题就不再是文字，而是看是否立于学官，是否属于官方儒学，以及不同的经学品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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