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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一晃，到了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皇帝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行改制，其间，货币改制引起了不小骚乱，与匈奴也因为更换印玺产生了冲突。
面对这些事件，皇帝似乎对他亲手搭建的执政班底并不信任。
按理说，大司马、承新公甄邯是三公之首，理应承担更多行政方面的工作，但《汉书》此时已经没有他行政活动的记录。
种种迹象表明，皇帝亲自选派中级官员和将军来处理这些事务，可能把三公都晾起来了。
作为政坛老人，甄邯能辨识出皇帝正在疏远帮助他登基的功臣，着手拔擢使用年轻的大臣，眷顾王氏家族的后生。
甄邯大约看得比较开，既已位极人臣，正好告别案牍劳形。
甄邯的兄长甄丰就不一样了。
早在汉平帝时期，他就已是三公之一的大司空，居摄期间担任太阿右辅，是王莽当时的左膀右臂，常常和王莽商量政事到深夜，人称“夜半客，甄长伯”
14，主持吕宽案时牵连构陷不遗余力。
但在新朝，他却仅被安排为“四将”
之一的更始将军，且与卖饼的王盛、守城门的王兴同列。
表面上看，甄氏家族在新朝很显赫，除了甄邯、甄丰两兄弟，甄丰的儿子甄寻现在是京兆大尹，加官侍中，封茂德侯。
不过，甄氏家族内部如果经常走动，理应会表达彼此的不满。
特别是甄丰，想起翟义起兵的时候，是他亲自带着兵器在宫中昼夜巡行，保卫王莽，如今换来这种待遇，怎么能不憋一肚子气呢。
王莽登基后，深居省禁，甄邯、甄丰已经不容易见到他了。
甄寻担任侍中，还能经常侍从左右。
对父亲和叔父的境遇，甄寻也颇觉心寒。
他大概从内心里认为，若没有甄氏兄弟的襄助，王莽哪能这么容易登基呢。
出于对王莽的熟悉，他发现虽然朝廷已禁止私献符命，但王莽对符命仍然笃信不疑。
甄寻于是琢磨了一个法子。
这个法子和当年吕宽、刘宇等人的想法差不多，吕宽想用灾异吓唬王莽，而甄寻想用符命操纵皇帝。
从后来发生的事推测，甄寻并不是一个人琢磨的，而是和刘歆的两个儿子隆威侯刘棻、伐虏侯刘泳，大司空王邑的弟弟、五威将军、掌威侯王奇，以及刘歆的学生、骑都尉、侍中丁隆等合谋商议，这几个人在当时都属于中生代。
当然，此事真正的主谋当是愤愤不平的甄丰。
于是此后有一天，甄寻突然向皇帝上奏，说发现一道新的符命。
考虑到禁止私献符命的法令颁布不久，甄寻可能做了解释。
这道符命的意思是，当年周朝初建，周公居东，召公居西，两人分陕而治。
周、召都是周朝道德高尚的大臣，《诗经》里的“周南、召南”
就是从他俩而来。
如今，新朝恢复周代圣治，也应分陕而治，由甄丰为右伯，太傅平晏为左伯。
这道符命，大概率是根据公羊学所造，因为《公羊传》里记得很清楚：
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
15
《礼记》里也有“周公左，召公右”
的说法，所以，甄寻想以这种方式抬高父亲的地位，而且还谦虚了一下，把同样被皇帝挂起来的平晏抬得更高，比照周公，称为左伯；甄丰比照召公，称为右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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