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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三年，秋，镇海侯、海军都督府左都督李哲丁忧了。
此事发生之前，士林颇忧国家将因此而动荡，但他们的种种猜测却全部落空，李彦直很干脆地上表奏请丁忧，就算是最守旧的士大夫，在那一刻也变得没什么话说了。
士大夫中欣赏李彦直者因此而更加欣赏他，就是原本不满他的，也有因这件事而改变其看法者。
当然，在李彦直丁忧的同时，有几桩人事变动在悄悄进行着，如戚继光的北调、俞大猷的南调，与他们的调动一起发生的，是大明帝国的兵力分配发生了转移，戚继光俞大猷不是单独前往西北和西南，和他们一起去的是一整个的新式军队系统。
市舶司总署也开始纳入正式的官员系统，陈羽霆一转身就从李彦直的幕僚变为国家正三品大臣，让上海和北京的权力进一步融合起来。
同时北京方面也委派了一个文臣作为权左都督，监临海军都督府。
若是派了别的文臣来，哪怕是兵部尚书张经，只怕海军都督府诸将也未必肯服，但李彦直在离开之前曾反复嘱咐诸将，才使他们对高拱这个即将来临的上官算是默认其领导权，毕竟高拱也算是李系集团里在士林资历最深的官员，由他来接掌海军都督府算是一个折中的选择。
高拱接任海军都督府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统合南京的官方制造局、大员的火器工坊、上海的火器工坊和闽西的火器工坊的技术与人才，在南京与芜湖之间的采石附近再办一座全新的火器制造局，以供应帝国军队日益增加的火器需求。
戚继光俞大猷的调派涉及到国家的军事安全，陈羽霆和他的部属都不是科举出身，他们转作官员会对近百年来形成的文官升迁体制造成冲击，高拱的官职既重大又敏感，所以这三项委任徐阶也无法独断，都是在内阁商议之后经过中央的“廷议”
才最终拍板，不过，如今的“廷议”
也早已被徐阶所控制。
大明中叶以后的体制本是一个有皇权制约着的“官主”
政制，其政权系统内，既是“天子与士大夫共天下”
，也是“天子与士大夫争天下”
，但到了今时今日，随着皇权被架空，加上掌握兵权的李彦直向文官们妥协，“官主”
体制便有独尊之势。
在“官主”
体制内，就上下监督来说，是上级监督下级，就上下升迁来说，是上级提拔规则与论资排辈规则的结合，到了权力的最高层，则是官场大佬们利用公共舆论与立国义理（在当前是儒家学说）进行或明或暗的博弈，这种博弈落实到当下而言，就是官员高层的“廷推”
与“廷议”
。
徐阶所领导的内阁与六部在过去几年里取得了不错的政绩，虽然局部地区发生了变乱（如漕变事件），但也都有惊无险地度过了。
北面的蒙古在京畿战败以后就缩至草原深处，至今元气未复，属国朝鲜由于大明海军力量的增强而表现得更是谦恭，国家对外的尊严得到了维持，而对内由改革兵制和砍削藩王奉养，财政情况大舒，中央政府因此有了财力来推行一些惠民政策，如给贫困、受灾州县免税等等。
而沿海富裕地区虽未得到这种政策倾斜，却有民众因为开海而逐渐走向富裕——稳住了内陆发展了沿海，在这种大形势下，大明帝国虽还说不上盛世再临，却也保住了大局的稳定与局部的繁荣，纵有一些不够和谐声音的存在，如藩王和失势的卫所将领，却已无法撼动以徐阶为首的内阁。
拥有这样的好势头，以徐阶的政治手腕，控制整个廷推、廷议那就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李彦直的退让使士林开明派得到了更加完整的中央政权，而东海新兴集团则得到了实利。
可以说，李彦直的这次丁忧，实现了东海新兴集团和士林开明派这两个联盟内部的皆大欢喜，不过，这一切此刻却似乎都与李彦直关系不大，在将海军都督府交接给高拱以后他就离开了上海，高拱派了两队鸟铳手、两队倭刀手作为镇海侯的护卫——鸟铳手的头领是付远，倭刀手的头领是李义久，都是李彦直的心腹，其实只是由高拱批了一纸文书，使这两支护卫队伍“名正言顺”
而已。
这次李彦直是先会合了妻子夫妻两人一般的都才没了父亲，这份悲痛也是共同。
陆炳的丧事在北京也是极尽哀荣，陆尔容悲伤之余又忙得身心俱疲，可陆炳的葬礼告一段落以后她还是得匆匆南下来参加公公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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