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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高皇帝在立国之初就颁布了《大明律》，洪武至天顺时期，法律异常残酷，在这种高压环境中，官员过得战战兢兢，连合理的意见也不敢提。
对此，张居正提出：“故情可顺而不可徇，法宜严而不宜猛。”
他还建议朱翊钧：“敕下都察院查照嘉靖初年所宪纲事理，再加申饬。
秉持公论，振扬风纪，以佐皇上明作励精之治，庶体统正，朝廷尊而下有法守矣。”
“申先生，”
朱翊钧叫申时行，“拟旨。”
重诏令，在这一条中，张居正几乎把六部九卿都察院一一点名，要求他们明确规章制度，把手里的工作分出个轻重缓急，以确定处理时限，不可拖延耽误。
“拟旨。”
核名实是考核官员的名望和实干，简而言之就是考成。
一直以来，官员的升迁调动都没有明确标准，频繁调动导致一件事情还没处理妥当，人已经调走了，事情都丢给下一任，而下一任也不了解情况，事情就这么耽搁下来。
虽然朝廷有京察制度，但已沦为党争的工具，并无实际用处。
上一次京察，徐阶和高拱斗得天翻地覆就足以证实这一点。
张居正建议，朝廷应该制定严格的考成制度，来对官员进行考核，提高办事效率。
在固邦本中，张居正开篇就提到攘外必先安内：“自古极治之时，不能无夷狄盗贼之患，唯百姓安乐，家给人足，则虽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无虞，唯是百姓愁苦思乱，民不聊生，然后夷狄盗贼乘之而起。
盖安民可以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其势然也。”
只要国内百姓安居乐业，不总想着翻盘朝廷，即使外有夷狄之患，也不足为惧。
要想国富民强，首先是节俭，其次是严惩贪腐，推行新政，开源节流。
这里他也给了朱翊钧两个建议，第一是吏部选拔官员的时候，必须考察实干能力，还要有一颗爱民之心。
第二是严惩贪官污吏，抄没家产以充军饷，巩固边防。
“拟旨。”
第六曰饬武备，这一项是张居正最大的担忧：“臣之所患，独患中国无奋发励激之志，因循怠玩，姑务偷安，则虽有兵食良将，亦恐不能有为耳。”
打仗不仅需要粮饷和良将，还需要上下一心的意志和勇气。
看到这些话，朱翊钧便想到他在《清明上河图》中所看到的景象，皇帝在风花雪月，大臣结党营私，士兵玩忽职守。
对于如今的大明，张居正竟也有同样的担忧。
“故臣愿皇上急先自治之图，坚定必为之志，属任谋臣，修举实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计而审行之，不出五年，虏可图矣。
至于目前自守之策，莫要于选择边吏，团练乡兵，并守墩堡，令民收保，时简精锐，出其空虚以制之。
虏即入犯，亦可不至大失。
此数者，昨虽已经阁部议行，臣犹恐人心玩遏日久，尚以虚文塞责。”
朱翊钧叫申时行：“拟旨。”
张居正每言一事，都会给出建议，并乞求敕下，朱翊钧让申时行连拟六道谕旨，带回文渊阁。
张居正也没想到，他的奏疏刚进上，这么快，圣旨就下来了。
要求百官少说废话，多做实事，朱翊钧身为天子，自然要以身作则，先让他们明白，什么叫办事效率。
“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在于众，断在于独。”
这也是张先生交给他的。
之前，高拱也上了一道《新政所急五事疏》，给他立规矩，教他如何做事，话里话外只有一个目的——让皇帝当个吉祥物，把权力都交给他。
张居正却不一样，切实的与他详细陈述朝廷存在的问题，引经据典，有理有据，最后还给出了解决方案。
前者让他方案，后者让他心悦诚服。
他自然也不能辜负张先生，只要说得有道理，他都会听从。
不仅如此，这封《陈六事疏》太长了，饶是朱翊钧一目十行，也看了好久，把申时行留下来拟了六道圣旨，生怕他回去错过了饭点。
于是，专门让尚善监做了两道菜，给他送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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