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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王的家人也在扬州广占田土，时常派人纵骑至各乡“索债征租，驱迫农民，剽掠麦禾”
。
元文宗时，大臣燕帖木儿请求皇帝把苏州一带的官田包租给他的兄弟和女婿，再由他们转租给农民。
汉族大地主兼并之风也与日俱增。
福建崇安县有田税人户共四百五十家，纳粮六千石，其中五十大家即纳粮五千石，占全县纳税户九分之一的地主大户，竟占有六分之五的土地。
在江南地区，田主除向佃户征租外，还随意向佃户征收饲料，勒派附加粮，甚至迫使佃户代服差徭。
有的地主还用飞洒、诡寄等办法躲避差役，赋役不均的现象非常严重，其结果是“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葢藏”
。
在北方地区，由于赋役不均，也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
财政困难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奢侈腐化成为风气。
蒙古皇室和元朝政府把每年搜括来的民脂民膏，大部分用于无节制的赏赐和“做佛事”
。
武宗时，政府年入钞二百八十万锭，但他即位不到一年就用掉八百二十余万锭。
仁宗即位后支出更达二千万锭，其中大部分用在赏赐蒙古贵族和宠幸的色目人官商。
武宗时，用在敬神、修寺等宗教活动上的开支，一度高达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
据仁宗延佑四年（1317年）宣徽院统计，仅供佛饮食一项，该年共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每日宰羊至万头。
英宗以后诸帝更是贪财好货，掠夺无厌。
在这种情况下，财政经常支绌，以致“朝廷未尝有一日之储”
。
元朝统治者要弥补亏空，只有加重税收，滥发纸币，而人民所受的剥削也愈重。
，！
至正宝钞范通货膨胀众所周知元代时钞法大兴，中统、至正、至大等钞均是通货，又加上滥发钞票也就是不顾市场需求量而印钞票；除此以外，因为滥加赏赐，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只好动用钞本（用来稳定币价的，也就是说百姓可拿着钞票去兑换等量足值的金银铜等本位货币，没有钞本就无法保证币值稳定），造成币值急速下降，以致通货膨胀严重。
民族元政府还推行严厉的民族压迫政策，民分为四等，民族矛盾尖锐。
蒙古人无需劳动就可以享有汉人和其他民族的所有财产。
汉人甚至连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为名，不能拥有铁器，连一把菜刀也必须几家合用。
赋役沉重，再加上灾荒不断，广大民众在死亡线上挣扎。
元政府妄图以此镇压以汉族为主体的反元斗争，伯颜甚至扬言要杀绝张、王、刘、李、赵5姓汉人。
即使伯颜之侄脱脱当政，也对汉族充满猜忌，在起义之初特地将相关卷宗的题目“谋反事”
改为“河南汉人谋反事”
，并以“汉贼大起”
相称，有识之士由此预判元朝必被推翻。
社会天灾不断和残酷的贪污剥削平行，又接连出现严重的天灾。
元统元年（1333年）京畿大雨，饥民达四十余万。
二年江浙被灾，饥民多至五十九万，至元（后）三年（1337年），江浙又灾，饥民四十余万。
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连决三次，饥民遍野。
在天灾人祸的迫害下，农民成群地离开土地，武装起义相继而起。
抗税斗争元朝初年，政府曾屡次命令地主减租，以后这种禁令也废除了。
延佑二年（1315年），又下令在两淮、江南“核实田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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