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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天启年最高辽饷实际收取数字才550万,从来没有达到过770万这个史书上记载的廷议的数字。
从实际收取辽饷的年份来看,万历末年是200万和520万。
天启元年550万,2年291万,3年476万,4年411万,5年499万,6年559万,7年545万,崇祯元年390万,后面的差不多,崇祯4年后,这个计划的数字越来越高。
因为史书记载的是计划收取,而实际收取需要通过各个账目来对齐,想要抹黑太简单了…单从盐课一项来看,辽饷盐课是每引加一钱,当时大约是每引5-6钱。
而天启六年辽饷盐课是54万,按这个参数计算,天启六年盐税大约是250万左右。
而崇祯初年辽饷盐课是21万,因此他的盐税大约是100万左右,流失严重。
这里指的是实际收入,和廷议的收入是两码事。
实际上,明朝末年,连税收都收不上来,增加的辽饷就更不用说了,只能欠着。
到崇祯6年为止,单单盐课便欠到了320万两。
更关键的是,从明初到万历的“苏松重赋”
遭到破坏,这是东林党最要命的一条政策。
明初根据各地经济情况不同,设计了不同税率,其中苏松一带的税率最重。
苏松两府占全国土地16,却要缴纳全国13左右的农税,比河南陕西全省的税收(河南陕西各占全国赋税8)还要高的多,如果再刨去地方政府日常开支,那么苏松两府在中央财政中所占的份额高的可怕。
这也是导致朱由检投鼠忌器,暂时不敢动苏浙地区的五大商帮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还有茶叶,织造等名目繁多的非土地税,几乎都压在苏松两府。
因为同样面积的土地,江南的产出远远高于河南陕西之地,所以江南的税率是河南陕西的数倍。
可以说明朝中央财政收入,江南占了三分二以上。
这也保证了河南陕西这些土地较为贫瘠地区人民的生活。
但是,就算是在这么高的税率下,苏松一带百姓的生活水平依然远远高于全国各地。
而苏松一带的地主、士绅、商贾的生活那都不用多说了,大明天子也未必比得上。
也就是说苏松两府任何一府的税收应该高于其他省税收一倍以上,才算正常。
然后我们来看东林党在干什么?首先,他们打着公平的旗号,极尽忽悠之能,将辽饷改为均收,再到后面的三饷,全部按面积平均摊派。
到万历末年,苏松两府每户仅摊派饷银0056两。
而陕西每户摊派026两,河南每户摊派超过04两,竟然达到苏松两府人民的8倍!
…:()史上最贪崇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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