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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张翼根本不予理会，一是北洋水师的报价太低，根本买不起优质煤；二是朝廷大员和张翼多有瓜葛，甚至连直隶衙门也有开平煤矿的股份，丁汝昌根本拿他没办法。
随之而来的是锅炉问题，北洋水师的军舰舰龄较久，在甲午战争前夕，大部分军舰的锅炉已经到了报废年限。
1893年丁汝昌多次申请更换锅炉，但是局限于户部的政令，此事基本不具有可行性。
“锅炉汽管本皆旧朽，经此震动，多有渗漏”
则是对于“靖远”
舰当时的描述。
三是炮弹问题，北洋水师所使用的炮弹，多是天津机械局生产的实心弹，多有尺寸不合格，无法使用的。
战舰无法更新，原有战舰“……济远火炮尚未齐备，经远、来远尚缺尾部主炮，定、镇两巨舰，应添快炮六尊，威远前膛旧炮，不甚灵动……”
同时北洋水师也买不了新的战舰。
而日军在甲午战争前“以国赌运”
，购买了大量新式战舰，中日海军力量的对比也发生了逆转。
清朝后期，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言官和李鸿章为代表的北洋洋务派关系日益恶化。
作为翁同龢的门生，光绪皇帝深受其思想熏陶，深以清流言官的意见为是。
光绪皇帝认为李鸿章胆小怯懦，认为其在对日作战上过于谨慎。
于是1894年7月16日，光绪皇帝下旨，申饬李鸿章，令其将北洋的全部军队送上前线，准备作战。
“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若顾虑不前，行事拖沓，循致贻误战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帝党对淮军的攻击首先从质疑其战斗力开始。
清流言官一直认为淮军畏缩惧敌并深恨痛之。
1894年8月3日，丁立钧在条陈东事折中说“我军久顿牙山，不敢深入，以致敌人得手，肆虐藩畿”
。
8月16日，御史王鹏运在奏陈军务片中提到，“将牟未经战阵，遇敌胆怯，林泰曾、方伯谦其明验也”
。
同时调湘军等非淮系军队北来的计划在中日开战后就在逐步实施中。
1894年8月6日，陈湜奉令“募旧部勇丁数营，一俟成军，即行北上”
。
8月15日，翁同龢至友湖南巡抚吴大瀓自请带湘勇北上助战。
8月21日，在籍布政使魏光焘奉令募刘锦棠旧部数营，即行北上。
此外，清流中久负时望的疆吏李秉衡也由安徽巡抚调任山东巡抚，以参预北洋防务。
北洋海军部分继承了晚清军队落后的制度和习气，水师后勤管理腐败。
北洋水师创建初期，后备人才不足，所以李鸿章借材于闽，大部分的高级海军将领均来自船政学堂，福建人为主。
但是李鸿章不希望长期如此，1879年，李鸿章正式上奏，将丁汝昌留用北洋海防，充当兵船督操，后担任提督。
李鸿章又奏请开办天津学堂，想逐渐让新生人才代替来自船政的高级将领，到1894年甲午海战的时候，天津学堂的毕业生已经开始担任二副、水手长等职位。
但是在这段期间内，北洋水师产生了内部矛盾。
刘步蟾利用乡情，联合闽籍军官，与丁汝昌明争暗斗，在水师中形成了闽党，逼走了水师教习英国人琅威里。
丁汝昌也一直试图改变现状，例如广东水师的“广甲”
留在了北洋水师，丁汝昌将淮军将领吴敬荣任命为管带，就是想摆脱闽党的控制。
北洋水师和北洋陆军的关系，也不是非常融洽。
驻守在威海卫和各个炮台的守军，基本来自山东巩军和绥军，虽然在战斗中，他们表现出了远高于东北八旗军和练军的士气，但是没有配合好海军，最终被日军像拔钉子一样，要塞和炮台被挨个拔掉。
甲午战争时，绥军和巩军由淮军将领戴宗骞统领，戴宗骞首先是不顾丁汝昌的反对，执意组成机动队，对数万登陆日军进行突击，结果却像飞蛾扑火，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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