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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远在日本的我妈方真真，已经听说了崔大有在市政府招待所开长包房的消息，也听说了陈闵明退房的消息。
但她听到的零散的消息只能拼凑出事实的一半，没人告诉她内情是什么。
方真真只是以为，这是他们合伙的生意做大了，而陈闵明的生意更成功得已经扩张到了上海。
似乎在招待所里，别的阿姨舅舅们也以为是这么回事。
可不是么，如果生意没做得更大怎么会搬到更为更大的读书上海呢？大家以为，陈闵明这次真的是广阔天地大有可为了。
大家的这种误解，却让无辜的小红阿姨成为了被可怜的对象：你看，人家福建小老板去上海做码头大老板了，又怎么会再要咱们这边一个普通的招待所小主管呢？我想，小红阿姨一定是度过了一段最难熬的日子。
两会刚开完不久，春天就转眼间到来。
黄色的迎春花挂满枝头的时候，在煎鸡蛋、牛奶、以及高乐高的加持下，我的个头迅速变高，所有的裤子都变短了；现在我的个子已经快比赵泽明高了，我们站在一起，丝毫看不出他比我大了近一岁；而幼儿园里的洋洋姐还是高我半头，那恐怕得益于管师傅给她做的各种加餐——中午总会有招待所的阿姨，将水煮大虾之类的加餐送到市政府幼儿园，有时我也能沾光吃到一些。
幼儿园中班的最后一年，我的日子过得无聊且有点紧张。
无聊是因为除了去幼儿园，和周末看我爸边听交响乐边干活，我的生活没有任何额外精彩的安排。
北戴河洗海澡就不要想了，周末去儿童乐园的次数也屈指可数。
紧张是因为快要上小学了，小朋友们都说小学生就是大孩子了，有作业要写，写不完不能睡觉。
这种说法让我先天对上小学产生了恐惧不安的情绪。
无聊之中也不是没事可做。
有段时间，每天晚上和每个周末，我和我爸都叽哩哇啦地背五十音图，学日语。
我学得特别起劲，一想到学好日语就能跟我爸去日本找我妈，整个人就能量无穷。
一想到有人曾说过日本小学生不写作业，我学起日语来更觉双倍的力量无穷。
一次去奶奶家吃饭，爷爷听了我爸的想法，怒斥：“瞎胡闹，真真已经放下好好的铁饭碗跑过去吃苦了，怎么你也要把铁饭碗丢掉？”
我爸把同样的想法告诉了姥姥和姥爷，姥爷则说：“也不是不行，但要找准机会，你们小两口自己商量吧。”
在去不去日本的假设上薛定谔般摇摆徘徊，我在无聊与期待并存的生活中长大。
1995年的春天，我的一次淘气硬生生地让家里人吓坏了，以至于促使他们给我改了出生日期，以便让我提前一年进入小学，好被老师和作业约束着别再闯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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