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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完关系国家命脉的军政两大系统，接下来便轮到了国计民生。
为此，赵恒下诏广开言路，让内外全体文臣武将陈述治国兴邦之策，诏书言道：自今人君有过，时政或亏，军事臧否，民间利害，并许直言极谏，抗疏以闻。
同时，赵恒又下令让全国各路转运使轮流进京向他当面陈述各地在民生方面所面临的问题以便朝廷可以对症下药。
针对国家因为连年战争所造成的粮食储备不足的问题，赵恒鲜明地指出“国家大事，足食为先”
，只要能让老百姓吃饱饭，这个国家就不会大乱。
为此，他下令三司及有关部门要努力设法确保国家能够拥有九年以上的粮食储备以应对战争和自然灾害所引发的粮食危机，从而避免特殊时期出现饥民遍地的现象。
或许在现在的很多人心目中宋朝老百姓的生活是很幸福美满的，甚至是物质和精神双享受。
在这方面我曾经见过有人拿《水浒传》里的武大郎说事，作者通过对武大郎在小说里的宅院以及生活方式与习惯的一番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武大郎是一个在京城有大房子而且还很有钱的中产阶级，作者以此来证明宋朝的老百姓那叫一个生活幸福（毕竟连一个卖烧饼的都能是中产阶级）。
恕我直言，我对此实难苟同甚至不能理解这种思维方式和脑筋回路。
你想做学术研究却去读小说，这还不如自己意淫来得痛快。
再说了，你拿一个元末明初的人所写的关于北宋的小说去分析和衡量一个宋朝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这个立足点本身就有问题。
当然，我不是说宋朝人就一直活得水深火热，我们所谓的宋朝人生活水平很高其实是应该有个时间和地域限制的，比如宋仁宗亲政以后，比如开封、洛阳、扬州和杭州这种当时的大城市。
不过，这些都是以后的事，宋朝的绝大多数老百姓至少在赵恒登基的这个时候绝对谈不上什么人人都过上了小康生活。
从赵匡胤建国以来直到赵恒登基之前，宋朝先是统一战争，然后又是在中原地区和辽国人打死打活，紧接着又是连续好多年在西北和李继迁打，甚至还有在蜀川大举兴兵平乱，一时间黄河两岸、甘陇四边以及蜀川大地是兵马纵横，一队又一队的随军运粮民夫更是绵延不绝，再加上各种旱灾、水灾、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发生，宋朝的各处边地可谓是民不聊生四野凋敝，这一切都与繁华和富足显然毫不沾边。
综上所言，赵恒从他父亲手里接过来的江山绝对是一个烂摊子。
军事上，北方的强敌辽国像是一根芒刺顶在宋朝的后背，西北的李继迁在一次次的军事打击之下不但没有被剿灭反而越加地难以制衡，而民生之艰难更是在这些年一次又一次的天灾人祸以及朝廷无数次减免税赋的诏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体现。
宋朝很有钱，这几乎是我们当代所有人的共识，但很遗憾的是，初登帝位的赵恒显然对此种说法只能摇头苦笑。
为了施恩天下，他可以对大臣们大行封赏，可以赦免和减轻囚犯的罪行，但对于万千子民他却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恩赏。
就在赵恒暗自苦笑和无奈的时候，一个江南人手捧奏疏走近了他，这人姓王名钦若。
王钦若（公元962年—公元1025年），字定国，新喻（今江西新余）人。
提到这个人，历史给他的定论却是不怎么好：北宋奸臣，宋辽战争时期主和派代表人物，真宗朝五鬼之一。
当然，这三个头衔都是他后来被人给安上的，此时的他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太常丞兼“判三司都催欠凭由司”
。
后面这个官职名字比较长，而它的职责和任务说得难听点就是催账的，那些欠了国家各种税赋的老百姓就是他的“服务对象”
。
王钦若被赵恒所知晓是在他刚刚担任开封府尹不久的时候，当时中原大旱，赵恒所管辖的开封府境内有十七个县出现了极为严重的旱情，于是赵恒下令减免这些地方这一年七成的秋季租税。
然而，有好事者据此向赵光义进言，说旱情根本不像开封府所说的那样严重，太子之所以这样做其实是在收取民心。
赵光义闻言大怒，他命人下去核实灾情，而王钦若正是这里面的其中一员。
一番核查之后，王钦若上奏：“陛下，旱情真的很严重，开封府只减免了七成租税，依微臣看来应该全部减免。”
不过，其他人的回奏却与王钦若有所出入，这些人说旱情虽然是真实存在的，但根本不至于减免七成的租税并建议追收租税。
本来就因为赵光义下令核实灾情而被吓得半死的赵恒这下更是被吓得魂不附体，如此一来他收取民心的罪名基本上也就坐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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