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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早前下过雨，凹凸不平的马路布满水坑。
他钻进小巷里，往东走了一段，从另一条散发着下水道气味的小路绕回来，往法国占领区边界走去，过了几分钟，又换了个方向，假装停下来系鞋带，藉助旁边的商店橱窗观察空荡荡的街道，没有动静。
苏联人把这叫作「干洗完毕」，用美国人的话来说，他已经「黑了」，没人跟踪他。
一家面包店亮起了灯，向那点光亮走去，潜入阴影里，推开一扇木门，走上弯曲的楼梯。
楼梯间上方亮着一盏积尘的灯泡，左右两边各有一扇门，木头做的，只安装了一个锁，普通人家的大门。
他摸出钥匙，打开左边的那扇，轻手轻脚溜了进去。
这不是他第一次为死去的男孩们「打扫」，熟练并不等同于心里好受。
安德烈从大衣口袋里掏出羊皮手套，戴上，有条不紊地检查了小公寓的每个角落，首先取走护照丶支票本丶信件和收据，再检查床垫下面丶衣柜后面和浴室橱柜。
这头小山羊生前不爱阅读，整间公寓里就丢着一本沾了咖啡渍的小说，封面盖着图书馆的印章，粘在末页的借阅记录表明，这本书早在七个月前就该归还了。
安德烈仔细地翻了一遍书本，确保里面没有任何引人警觉的蛛丝马迹。
窗台的盆栽下面压着一张发黄变皱的明信片，没有邮戳，背面涂着些意义不明的数字和赛马术语，那是羊群和伦敦沟通用的密码。
安德烈把明信片揉成一团，塞进大衣口袋里。
等苏联人派斯塔西猎狗偷偷摸摸嗅到这里来的时候，除了橱柜里的半盒发霉的饼干，什么有用的东西都不会找到。
没人看见他下楼。
面包店开了一扇小气窗，飘散出暖乎乎的黄油香味。
证件和纸张把口袋塞得鼓鼓囊囊，但并不重，好像外勤的一生，轻飘飘的，无足轻重，小得足以放进口袋。
他到河边去烧掉这一切，用手掌护着火柴，点燃在清晨的寒风里颤抖的薄纸。
河流在不远处窃窃私语，拍打开裂的石阶，火焰从下往上卷起，啃噬层层叠叠的纸张，烧尽了姓名和年月之后就衰弱下去，熄灭。
他摘下帽子，低头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既是神父，又是唯一的吊唁者。
远处传来水鸟扑翅的微弱声音，鸟儿贴着水面滑翔，没入晨雾。
他戴好帽子，用靴底把灰烬扫入斯普雷河，动身去找公共电话。
硬币刚好够，安德烈拨了号码，想像着铃声在伦敦的一个沉闷的办公室里响起，一声，两声，夜班情报官连滚带爬地从档案柜后面的小行军床上起来，冲向电话。
安德烈对着话筒呼了一口气，斟酌措辞，他会先开一个关于值夜班的玩笑，接着再讲不好听的实话：他失败了。
这就是柏林给他的礼物，失败和死亡。
——
他很少失败。
他是三个「牧羊人」之中的其中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不在英国本土出生的。
没人说得清楚安德烈的产地和具体品种，每个部门都有一套不同的理论，其中一半是时隔多年后才提出的，特别行动处说他是奥地利人，战前跟着犹太母亲借道西班牙逃过来的；苏联司背后叫他「法棍」，富有信心地表示他是一个法国面包师和一个斯洛伐克移民的孩子，甚至拿得出面包店的地址，那栋建筑物七十被拆了，今天已经无从考证苏联司的说法，再说，苏联司也不存在了。
通讯处自始至终蒙在鼓里，以为他是个专门摆弄窃听器的电工。
五处永远怀疑他是苏联间谍，因为没有确凿证据，只能小声咕哝，不敢大声指控。
档案室的老警卫坚称安德烈的真名是平平无奇的「詹姆」，其实是个出身臭水沟的伦敦，但没人把警卫的话当真。
他老了，一天里有十八个小时在打瞌睡，而且大轰炸的时候被德国人的高爆弹震聋了右耳，即使有人砸碎窗户爬进来也不一定听得见，上头纯粹是出于同情才让他留下的。
两个解释。
一，安德烈是某种远东的异教神，天然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每一张面孔都是真的。
二，这人是个被害妄想症患者，一条被咬断过尾巴的变色，就算在自家阵营里，也不敢露出真正的颜色。
他说英语的时候带着口音，法语也是，德语和俄语也一样，仿佛他从未真正属于哪个地方，从未拥有过真正的母语。
能够确定的是，他在战争爆发前就到这个负隅顽抗的小岛上来了，十多岁，尚未入行，不懂得隐藏自己的身份，留下了一串擦不掉的脚印：海关记录，地址注册表，中学入学登记，体检单。
安德烈辍学加入皇家工程兵的时候才十八岁，服役记录表明他在1948年和空军一起去了柏林，负责给基地铺电线，这一年之后所有书面痕迹都神秘消失了，他好像进入了一段长长的漆黑隧道，从四十年代延伸到五十年代，从另一头冒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军情六处的「牧羊人」，手里牢牢牵着东欧的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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