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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日报》向省宣汇报了此事之后，东山省委宣传部的一个副部长专门给房山市委书记宋迎春打电话，斡旋此事。
宋迎春虽然心里不忿，但也无可奈何。
但就在事件即将平息过去的时候，突然间波澜又起：《东山日报》理论部评论员，也就是这篇评论的执笔者牛凯，在当天的业内朋友聚会中提起此事，旋即引起了几个媒体朋友的抱不平。
第二天，牛凯的朋友，《东山财经日报》首席记者张雷赶赴房山采访房山禁酒令。
但房山市委市政府的所有部门都拒绝接受采访，尽管张雷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到了房山市市长助理庄宁，但庄宁在这种时候怎么敢接受采访，也就推辞了采访。
后来，张雷又通过房山报业集团的一把手李湘，联系上了房山市长安在涛，试图采访安在涛。
但安在涛虽然不排斥采访，但当时安在涛却正在资河开发区视察一个生态农业项目工程，一时间也赶不回来，对于安在涛的采访也旋即告吹。
当然了，就算是在市里，安在涛也未必就会接受张雷的采访。
他也犯不上在这个事情上，与宋迎春“过不去”
。
毕竟，在很多事儿上，他这个市长如果公开与市委书记态度相左，对他个人的影响也不好。
无奈之下，张雷只得在房山采访了一些市民。
然后又根据其他媒体的报道以及各报的评论文章，结合他在房山采访的实际情况，综合写出了一篇重磅报道：《房山禁酒令半年省出3300万，数字从何而来？》
张雷在报道里不仅追问了“3300万”
这个数字的来路，还言辞犀利地批评房山有关部门拒绝接受媒体采访，认为所谓的“禁酒令”
有行政形式主义的嫌疑，所谓的“成果”
也是来自于某种“虚构”
。
张雷在报道里呼吁，房山市有关部门应该立即公开公布2004年全年的行政招待费信息，还公众一个知情权和监督权。
这倒也罢了。
更要命的是，在报道的最后，张雷还提到了《东山日报》评论员因为一篇批评文章而遭遇房山市委“质问”
和压力而不得不暂时休假，隐晦地提到了当前的舆论监督环境还不理想云云。
《东山财经日报》的这篇重磅新闻，在省内媒体圈引起了强烈反响，旋即被各大门户网站转载。
宋迎春是在第二天早上9点多读到这篇报道的，当时他怒不可遏地从办公室里冲下楼去，将报纸摔在了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办主任皇甫刚的办公桌上，咆哮着：“怎么会让这篇报道出来，是谁给记者提供材料的？给我好好查！”
《东山财经日报》是专业类都市报，宋迎春惹不起省委党报，但对于这家报纸的“故意挑衅”
，他却觉得无法忍受。
见报的当天，房山市委就给《东山财经日报》社发去了要求当事记者张雷接受质询的公函。
见《东山财经日报》不予理会，宋迎春恼羞成怒，利用市委书记的威权起用了司法公器。
之后的一个星期里，房山市公安局的办案民警不断联系《东山财经日报》社，身为警务督察室正副主任的潘春生、张玮两次直接到报社总编室要人，语气强硬，要求报社方面安排记者张雷来房山接受警方的询问。
报社方面一看事情有些不妙，就暗暗给记者张雷放了假，让张雷在家休息。
张雷没有料到自己一时冲动之下，竟然捅了马蜂窝。
出于自身安全的担忧，他的行踪开始飘忽起来，白天在外游荡，晚上12点之前，他绝对不敢回家。
他只能偷偷地回家，每次到家门口时，先躲在暗处，家人查看确认安全后他才敢闪进屋子里。
然而接下来的日子，房山公安局的办案民警不断给张雷打电话、发短信：“你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简单，请你老老实实到房山公安局来接受调查”
，“你回避不了的，我们一定要找到你”
，“你报道的事情很严重，我们不想找你，这是领导交办下来的工作。”
张雷打电话请求，能否用书面材料回答警方的询问，遭到了拒绝。
1月11日，房山公安局警务督察室主任潘春生再次带人来到《东山财经日报》社，找上了分管副总编王希纶，要求报社赶紧通知张雷接受警方质询，而这一次，房山市公安局的办案民警带去了合法的“要求公民接受调查书”
，上面赫然签署着现任房山市公安局黄秋生的大名，并盖有房山市公安局的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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