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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健全的法制如果不被遵循而只是一面有名无实的旗帜，那么这个社会也就无从谈及清明和稳定。
反之，即使没有法制但只要有一套严格约束所有人并被认真执行的行为规范，那么这个社会也不会太过乱套。
总而言之，决定社会人文环境优劣的最关键因素在于这个社会的管理者是怎样的一个人或群体，明君能臣之所以能够兴国安邦，昏君奸贼之所以导致国家倾覆和沦丧都是基于此理。
一个社会如果某天出了大问题，那么问题永远不是出在法制的是否健全上面，根源在于人——法制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监督者。
有鉴于此，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上层人物的构建和组成就是一个涉及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一将无能祸及三军，打仗如此，治国同样如此。
初登帝位的赵恒无疑想做个好皇帝，而他的选人任人无疑就显得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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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这句话在赵恒刚一登基就得到了鲜活地体现。
当年赵光义登基之后可以说是几乎保留了赵匡胤的原班重臣，但赵恒上台以后却立马把自己的两位老师李沆和李至给提拔为了参知政事。
尽管赵恒有过在开封府理政的经验，但治理一个庞大的帝国其难度绝对远远胜过为政一方，这时候对于赵恒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他能否为自己找到得力的肱股之臣，而他这时候选择重用自己的两位老师也无可厚非。
当然了，吕端此时仍然是在中书省里执牛耳的那个人，无论从哪方面来考虑赵恒都得对吕端继续委以重用，而且吕端对他的拥戴之功更是让他对这位老宰相感恩戴德，以至于每次朝会他都会对前来参拜他的吕端躬身回礼，一个臣子能够真心享受帝王的如此礼遇或许也只有诸葛孔明这类人才能够与吕端相提并论。
这还没完，贴心的赵恒充分考虑到吕端因为体格肥胖而行走不便，于是他便命人改造了殿前的台阶以便吕端每次上朝可以不那么费劲。
如此恩遇，这在整个宋朝可谓是独一份儿地存在。
政务方面有吕端坐镇，另外再辅以李至和李沆这两位品德隆重的饱学之士，如此配置至少能够保证宋朝的朝政在皇帝更替的这段时间平稳运作。
至于军事方面，赵恒在这个时候把曹彬重新起用就显得用意深远了。
作为赵匡胤和赵光义时期的两朝重臣和军中大将，不管曹彬的军事能力如何，随着开国时期第一代战将之花的相继凋落，曹彬此时在军中的威望和资历都让其他人望尘莫及，曹彬在这时候重新出山并执掌枢密院无疑可以最大程度地起到稳定军队的作用。
很遗憾的是，这个位置其实最合适的人应该是李继隆，但此人的敏感身份以及他的妹妹之前的所为都注定了他将步入他戎马生涯甚至是整个人生的黄昏，尽管此时的他才仅仅四十七岁。
完全可以确定的是，如果不是因为后来被赵恒寄予厚望的傅潜以及王超——这两个由赵光义亲自提拔起来的战场废物在辽军铁蹄面前太过懦弱，那么李继隆这一生或许就将再无任何的闪光时刻。
在被加封为同平章事之后，李继隆一时间可以说是军队里最为声名显赫的人，然而这只是一个无比尊贵但却毫无实权的头衔。
作为一个统帅型的领兵大将，李继隆在他军事生涯的黄金时期因为政治原因而被人为地雪藏，不得不说这是他乃至是整个宋朝的悲哀。
除了曹彬和李继隆，军方另外两个值得说道的人就是上面提到过的傅潜和王超。
作为赵光义当亲王时期的亲信武将，这两人在赵光义称帝以后也是跟着一起扶摇直上，而随着雍熙北伐的失败导致宋朝的第一代战将或死或退，傅潜和王超也就此顺位成为宋军的高级武将开始镇守一方。
不过，纵览此二人在战场上的表现着实难以让人将他们与所谓的名将联系起来，无论是从个人战力以及领兵时的战绩来说他们其实都没有资格成为宋朝抵御辽国的北疆统帅，但他们就是凭借自己对赵光义的忠诚分别混到了禁军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和禁军殿前都指挥使并兼领一方节度使的顶级武将位置。
对于被自己的父亲所倚重和信任的这两个人，赵恒也是继续信任他们并加以重用。
动荡的战争时期宋朝尚且需要听话的军人，眼下的这个“和平时期”
就更是需要听话的军人。
战场上能不能杀敌是次要的，关键是要对皇帝陛下绝对忠诚和听话，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北宋的第二代武将集团里是傅潜和王超率先冒出了头，而不是诸如范廷召、康保裔和高琼之类的比他们二人更有血性和斗志的武将。
稳，一切以稳为重，以稳为主——这个几乎是历代王朝在治理天下之时以及后期出现亡国征兆和事件时所秉持的第一要诀，初登帝位的赵恒以及正处在权力过渡时期的宋朝也不能例外。
况且，宋朝西边的李继迁和北边的辽国可是一直都虎视眈眈，自古以来趁着对方国丧期间大举兴兵的事可是数不胜数。
所以，至少眼下来说赵恒对军政两大系统的人事安排和调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北宋帝国兴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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